七屆二中全會會場

        一

        1949年3月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進入第9天。

        此時的中國，天翻地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勝利結束，2月3日10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北平隆重舉行入城式，百年古都煥然一新。相形之下，曾經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國民黨政權已基本被打倒在地，軍事主力蕩然無存，蔣介石黯然下野。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即將領導人民奪取最終的勝利。正是在這一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在河北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分析革命形勢，確定組建新中國的相關事宜。

        七屆二中全會充滿著勝利的氛圍，參會的34名中央委員、19名中央候補委員以及11名列席人員圍繞著毛澤東在3月5日所做的報告開展討論，先后27人發(fā)言。不過，勝利的氛圍中也有著激烈的爭論，有兩個問題成為爭論焦點：一是關于權力集中的問題；二是關于王明的問題。

        權力向中央集中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后的必然要求。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九月會議，指出在“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zhàn)爭的并且是農村的環(huán)境下”，黨“曾經允許各地方黨的和軍事的領導機關保持著很大的自治權”，這雖然曾使“各地方的黨組織和軍隊發(fā)揮了他們的自動性和積極性，渡過了長期的嚴重的困難局面，但在同時，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狀態(tài)和無政府狀態(tài)，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損害了革命事業(yè)”。因此，中央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克服這些無紀律狀態(tài)和無政府狀態(tài)，克服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里”。根據(jù)這一決策，中央先后制定統(tǒng)一后勤補給、統(tǒng)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等一系列措施，要求“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后方勤務工作”等，都要“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礎之上更具計劃性和統(tǒng)一性”。

        不過，對各地黨政軍領導而言，由于目前的戰(zhàn)爭局面、長期分割的狀態(tài)以及中央難以對地方實現(xiàn)物質支持，使他們迅速轉向集中統(tǒng)一的中央管理確實存在主觀和客觀的種種困難。因此，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許多參會的地方黨政領導固然同意實現(xiàn)權力集中，然而一旦涉及具體問題就分歧極大，實質仍然傾向分治，個別同志甚至提出尖銳的批評和意見。時任中辦主任楊尚昆深感在推進統(tǒng)一工作中未能體會中央提出的“可能與必需”這一原則，在具體工作中存在“急于求成的現(xiàn)象”。而周恩來面對大家的批評和意見，則誠懇地向大家檢討自己在九月會議后對于統(tǒng)一辦法的處理，有不切合現(xiàn)實的情況。

        王明的發(fā)言是會議爭論的第二個熱點。他在大會中的兩次發(fā)言都引發(fā)全場公憤，楊尚昆對此在日記中有頗詳細的記載。3月7日王明第一次發(fā)言，“從三皇五帝說到如今，說到新民主主義，說到毛澤東思想，‘口似懸河，離題萬里’。而對于自己過去的錯誤，則輕輕放過”，以至于“大家對此實均不滿”，紛紛發(fā)言批駁他“似乎自己是正確的，一貫是毛主席思想，而犯了的錯誤是六大決議和共產國際來的”，“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領袖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3月12日，王明再次發(fā)言，“簡直胡鬧，致激起全會對之不滿，紛紛質問，而自己總企圖抵賴”，“大家都指出其品質問題，要求他坦白，明確地表明自己態(tài)度。而王的態(tài)度，是與全場對立的，且因繼續(xù)挑撥，而對個別同志的質問，則采取譏笑的態(tài)度?！闭怯捎谕趺饕l(fā)參會人員的反復質問，導致七屆二中全會不得不推遲至13日閉幕。

        于是，在3月13日，毛澤東作總結發(fā)言時，大家屏息以待，既希望突出會議主題，也盼望能夠對分歧與爭論作出總結。而令眾人意外的是，毛澤東高屋建瓴、大氣磅礴，沒有糾結于一時一事，而是在長篇的講話中抽出專章講授《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從方法論的高度牢牢地把相關爭議聚焦到黨委會工作方法這一根本矛盾上。

        二

        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其實現(xiàn)途徑就是以黨委制實現(xiàn)集體領導。毛澤東高度重視黨委制，1948年9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文件中指出：“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并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因此，毛澤東要求各級各單位“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zhí)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fā)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zhí)行”，同時“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痹诿珴蓶|看來，會議中涉及的相關爭論從本質而言就是黨委會要善于以正確的工作方法實現(xiàn)領導。

        因此，毛澤東對各地的重點工作作出點評后，語重心長地說道：“黨委制人數(shù)不多，但要做好是不容易的，中央也是委員會也長期沒有做好。”隨后，他闡述了黨委會的十二條工作方法：

        前面三條側重成員間的組織原則：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黨委會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討論，各黨委委員要“互通情報”。毛澤東強調“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qū)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他擺事實講道理，指出關于聶榮臻的工作是七分成績的事宜，就應當擺在桌子上討論；他曾批評李井泉同志要學會當“班長”。

        第4至9條側重具體方法。分別是要善于傾聽意見，要學會“彈鋼琴”，要“抓緊”主要工作，要對情況和問題胸中有“數(shù)”，開會要出“安民告示”便于準備，會議要“精兵簡政”。毛澤東強調，先做學生，再做先生，這只會增加自己的威信，中央領導的正確主要是由于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

        最后三條側重工作作風。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驕傲，劃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毛澤東在分析批評王明錯誤時，指出要按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同時對有錯誤的共產黨員，要做工作幫助其改正。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含《關于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在內共十個部分，內容豐富。毛澤東滔滔不絕，講至晚上8點半，全體參會人員聚精會神，掌聲不絕，一致通過了二中全會決議。

        三

        “一篇讀罷頭飛雪”，《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令人感悟良多。毛澤東確實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推進中心工作。面對紛繁復雜的工作爭論，他沒有糾纏于具體措施、步驟，而是強調工作方法，“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覺得，要有以上這些方法，才能把黨委的工作搞好”，“我們一定要講究工作方法，把黨委的領導工作提高一步”。

        從1948年9月提出健全黨委制的要求，到七屆二中全會講授黨委會工作方法，毛澤東始終強調黨委會的地位和作用。鄧小平評價道，中央“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對于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國革命面臨轉折的重大歷史關頭，它為即將由革命轉向建設的各級黨委班子，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科學的方法，使他們能迅速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肩負起建設新中國的重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西柏坡時感嘆，“這里是立規(guī)矩的地方”。誕生于西柏坡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是堅持黨內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規(guī)矩，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規(guī)矩。當前，在我們正在進行的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更應該重溫這篇偉大著作，把黨委會建設置于極其重要的地位，團結在堅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核心周圍，帶領人民不斷把社會主義事業(yè)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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